最严环保治理应标配最强权益保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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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0-05

  “近年来,最严环保治理迅速推进,不少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权益保障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。

但其解决进程,却远远滞后于问题被发现的过程。

”  近日,湖南衡阳市衡东县“儿童血铅超标”诉讼案再审达成调解。

历时4年,该案7名原告、血铅超标儿童家长已经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签署调解书,他们最终获得了4—9万元不等的赔偿。   这起环境污染维权案例走到今天,可谓一波数折。 最早可追溯到2014年,有媒体对衡东县大浦镇血铅事件进行了曝光,这才揭开了当地环境污染及对大量儿童造成伤害的盖子。

当时的调查显示,在只有4万余人的大浦镇,血铅超标的儿童数量超过300人,其波及范围之大,让人触目惊心。

  然而,当地血铅超标儿童家长的维权之路并不顺畅。 2016年,衡阳市中院维持了衡东县法院的一审判决:13名原告中,只有达到中度铅中毒(250ug/L)的两人共获得了26372元的赔偿。

对比来看,这次判决中7名原告、血铅超标儿童家长最终获得了4—9万元不等的赔偿,已算是一种胜利。

但之于维权过程中的艰辛,血铅超标对孩子的伤害,及后续治疗所需要的费用,这样的赔偿额度,依然难言是真正的胜利。

  跳出个案来看,衡东县血铅超标儿童家长的曲折维权过程,反映的正是当前污染健康损害赔偿机制缺乏下,环境污染受害者维权所遭遇的一种普遍困境。 近年来,最严环保治理迅速推进,各地的环境污染治理都取得了新的进展。

与此同时,不少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权益保障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。

但其解决进程,却远远滞后于问题被发现的过程。

该起案例就是一个缩影。   其实,不只是赔偿机制缺乏,环境污染对人的健康损害的风险评估和证明,同样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。 早在2014年,《科技日报》头版就报道,重金属的风险评价发展在我国方兴未艾,已经越来越融合环境监测、生物毒理、数学建模、统计分析等各方面的技术。

但相对于重金属污染的监测、毒性测定、处理技术而言,我国的重金属风险评估研究做得还很不够,如何判断某一区域是否有重金属伤人的风险,存在标准上的争议。

  也正因为如此,不少污染企业在逃避污染责任,特别是在环境污染受害者的赔偿责任方面,获得了较大的豁免空间。 与之对应,环境污染的受伤害者要维权,面临重重阻力。

他们一方面可能遭遇企业与地方政府的联合施压,另一方面则面临着法律、机制上的困境。 这样的尴尬不只是带给环境受害者个体以困扰,其实也是最严环保治理的内在危机。 毕竟,污染企业如果不能承担起对污染受害者应有的责任,也就意味着企业污染的成本被大大降低,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污染的轻纵。   最严环保治理,通常理解是指对污染企业的查处要严格按照环保法律的要求进行,不偏不倚。 但对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权益保障要强有力,不和稀泥,不让污染健康损害者求助无门,也应是最严环保治理的题中应有之意。

在另一个角度来看,增强社会对于最严环保治理的获得感,也应该增强污染受害者权益保障的确定性。

无论是推进相关法律、机制的完善,还是鼓励相关科学研究,都宜早不宜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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